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香港工作-蘆蕩小舟【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節】版面內外【下】

蘆蕩小舟
10 min readMar 26, 2019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下】

原文出自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吳荻舟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 —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 — — 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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