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 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 《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