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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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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9給廖承志 中
再看第二份資料。
（圖二：《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沒有署名和日期，不過可以判斷是寫於《給廖承志的信》之後。何以見得？
給廖承志的信開頭寫著：“中組部徵求分配意見，問我去港澳辦如何，我說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但是在《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的結尾，我看到父親甚為憤怒地寫著：“（我）是不是”左”，請組織審查，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
根據後來看到的事實，曾經極左的人回港澳辦了，曾經力抗極左的父親沒能回去，他還被指責為“左”，需為自己申辯：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1967年4–5月間，港英逮捕、關禁、毒打香港膠花廠工人引起的反迫害鬥爭時，根據周總理指示，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組織臨時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由羅貴波同志負責，我擔任群眾工作組組長，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工作幹部，在某些人看來，我當時確實違抗過一些人的意志，做過一些我認為是維護毛主席路線、周總理關於鬥爭的具體指示的事。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4] 。
1967年，我是外辦港澳組副組長，周總理指定我參加“聯辦”工作。開始我不知道林彪、四人幫已經利用篡奪到的《人民日報》的部分權力，干擾毛主席對港澳工作的路線、方針，和周總理對反迫害鬥爭的具體指示。6月3日該報針對反迫害鬥爭發表了一篇《動員千百萬群眾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的社論，我沒有看出問題，曾通知香港方面收聽、學習。但後來逐漸看出有些工作越來越離開毛主席制定的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離開周總理對此次鬥爭的具體指示 — 總理在幾次會議上反復指示：“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反迫害鬥爭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毛主席鎖定的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不變”，“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等。從1967年6月中旬起，出現了一些下述的不尋常情況。或經我發現，或由有關單位反映，經我及時報告周總理（當時指定我負責隨時向周總理報告請示），根據總理指示予以阻止或改正了。
一．六月中，反迫害鬥爭指揮部（在香港成立的、由工委派祁峰同志負責，直接受總理領導的臨時指揮機構）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九龍倉是港英官管商辦的倉庫，部分倉位由港英政府直接控制，存放大米。長期罷工將影響港九四百萬居民的生活，也會影響工人的生活，因此，長期罷工有堅持不下去的危險，我建議不如宣佈定期罷工較主動，到期問題不解決，可視情況宣佈延續（此段被劃掉：同時，我也考慮居民的用米，認為在宣佈定期罷工時，要宣佈大米出倉的辦法），總理同意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後，是否改變過來，記不清楚了。
二．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6月5日起總理指定我單線聯繫，向總理負責）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總理一再強調群眾線不能暴露。曾在1966年6月5日（應為1967年6月7日）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方案起草完成後還做了特別指示（指示時群眾線的兩位幹部也在場）。我接到群眾線的反應後，考慮到這是違反總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據後來反映，這二三百名群眾線骨幹，是準備遊行示威時當班長的。
三．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的順口溜“要把新界鬧翻，九龍鬧亂，港英搞到癱瘓，把香港打個稀巴爛”（大致如此）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我知道後馬上提出批評，記得“聯辦”為此事開過批評會。在會上，我一再強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