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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 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下
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這份”絕密”文件反映出來的“香港群眾”“反殖思維”和“解放香港”的心態我是可以理解的。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香港處在二戰後社會復原以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兩個不同時期之間，群眾生活仍然艱難，港英政府並不重視底層的民生。我的童年記憶中就有山邊那些一下雨就叮咚作響的鐵皮屋和衣衫襤褸的街童。父親那個時代的香港本地左派幹部和群眾很多都經歷過戰亂、逃難，領教過國民黨的貪腐；外派幹部大多曾參與反饑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如今內地“革命成功”，殖民勢力被趕跑[2] ，國民黨政府偏據臺灣，香港卻還要受港英統治。想來不論是香港本地幹部或者像父親那樣早年來港的“在外幹部”，還是新政後從內地來的外派幹部，都有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思想基礎和“解放香港”的抱負，有著隨時準備搞“革命”的心態。用現在的話說，“像‘白蟻’一樣”反殖是“政治正確”。
不過截至60年代末，香港人口從60萬[3] 膨脹到30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一波波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成分非常複雜，簡而言之共性就是不想或不能留在內地。中央政策經歷了短暫搖擺之後，出於全盤考慮，不欲“解放香港”而是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如果左派幹部和群眾能夠在殖民地香港合法維權，隨著香港轉型，生活改善，立足香港，為內地提供各方面支援，或許心態和效果會大不一樣。
但是，“如果”和“或許”都沒有發生，左派幹部中一直存在那種按捺不住的反殖民主義情緒，中央決定“不解放香港”，他們只能忍耐和待機。“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實際控制HK”（見第5章香江歲月第11節和第12節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明1959年對香港左派的批評），部分左傾幹部和群眾的心態脫離了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也脫離了香港大多數居民。
（圖二：1966年11月，父親陪同香港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等地參觀，由左至右：周明，祁峰，吳荻舟，梁威林，孟秋江。）
關於這份文件中提到的葉錫恩 — 就是前面提及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唯一反對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民選議員葉錫恩，在這裡插一段題外話。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教授譚汝謙介紹我到杜學魁任會長的”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義工，杜學魁即葉錫恩的丈夫，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們伉儷。
我在“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日語翻譯義工。當時“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和港日學者、律師合作研究香港被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遺留的”軍票”問題 — 日本在香港發行的戰時“貨幣”，日本投降後成為廢紙，許多香港市民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他們手上至今持有“軍票”，欲通過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討回公道 — 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方面以“時限”已過為由，駁回了多起“索償”官司，討回公道的路十分艱難，軍票案也一樣無果。耳聞目睹杜會長為這個會勞心勞力，我和其他義工都受到鞭策。
杜會長是內蒙古包頭人，他在自傳裡寫道：七七事變時讀初二，日寇攻來，隨校西逃，渡黃河，過騰格里沙漠，一直走到重慶，1950年來到香港。杜會長和葉錫恩自1954年從一塊地皮、一頂二手帳篷起家，在徙置區創辦暮光英文書院，葉錫恩任教所有英文科目，杜學魁任教所有中文科目，為清貧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漸漸把暮光英文書院建成了一個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含大學預科）的綜合教育機構。兩人也從共同抱負結緣，1985年結婚時，葉錫恩七十一歲，杜學魁六十三歲。
他們同屬社會名人賢達，為大眾實實在在做事。香港回歸後葉錫恩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也是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在臨時立法會議員任期完結後，她決定退出政壇。杜會長任職”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二十年，1988年創辦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並任主席，後共同發起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並任主席，杜會長晚年還任“香港公義促進會”主席，2001年在港病逝，享年79歲。葉錫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