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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上】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 。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 — 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 — 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