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中】
我有父親吳荻舟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 — 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