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上】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 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