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蘆蕩小舟網站，該網站全部原始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上】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