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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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 一再反省 上
自1967年到晚年，在父親吳荻舟各個時期資料裡都可以找到他對“反迫害鬥爭”的回顧和反省。本節重點講講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也為第九章作結。主要引用的資料，有些已經在前面各節介紹過，這裡歸納在反省的題目下再次引用，以我2018年分三期發表在香港《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 — 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為基礎，包括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六七筆記 》，1968年3月18日的《三一八交待》（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復調查），若干篇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記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記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圖一：劉先秀在從化溫泉採訪吳荻舟並整理記錄。）
反省1.“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待”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XX委即指城工委，X委則指港澳工委）。”“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来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裡曾痛心自責：“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 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 ，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反省2.“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