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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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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 一再反省 中
反省3.“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
父親的筆記、交待材料、檢討材料、晚年接受的採訪以及回憶文章互相佐證著香港人被深深震撼的一件事：“700打甘蔗刀”被付運 —
6月27日“提出討論的問題”中有一條是：“提出700打蔗刀問題，我認為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但，先摸清情況”。（《六七筆記》）
在同一天的《六七筆記》記錄“外貿（部門）彙報”中也有一條是：「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爆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旁注：「我暫止於深圳」（「我暫止於深圳」幾個字顏色不同，估計是截停之後所注）。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三一八交待”）
“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了出口七百打大鐮刀。當時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我知道是什麼用途否？並說已付運。我說不知道，同時告訴他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從化採訪”）
同一天，在會上“提出”要700打甘蔗刀，但其實已經“急電”外貿部門“要求即付”、而且“刀已在途中”，這明顯是“先斬後奏”。
不僅有“先斬後奏”，還有“假傳中央指示”。“反迫害鬥爭”中到底有沒有“槍支上岸”？父親在“從化採訪”中談得很具體，相關線索也是可查的：
“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 — 這是交通部介紹廣州海運局一位姓齊的科長和一位業務處長向我反映。齊說據船上反映，提取槍支時說是中央指示，問我知情否？並說據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海運局不敢決定，報告交通部，交通部認為這是有關港澳鬥爭的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要問聯辦。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並告訴齊等二人，中央如有指示，一定經過聯辦。今後有類似情況，請及時向我（曾任交通部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介紹齊等來找我）反映，我把電話給了齊，並提醒齊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報告後很生氣，後來我進一步瞭解，就在那個時候香港《星島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香港政府正在追查招商局從廣州來的船上運香港的、不知下落的一個大箱子。我覺得這與提上岸的槍支有聯繫。如果被查出來那是違法的，港英甚至可以提出控告和查封我們的新華社、招商局、中國銀行。如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就大了。像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運武器進香港武裝三個機構，這是違反總理這次鬥爭只能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我們不能設想在這裡打戰的指示。如果鬥爭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武裝衝突，使群眾性的鬥爭發生質的變化，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那就成了中英對立的問題了。”
此事得以緊急處理，是由於父親1950年代在香港做過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情勢緊急之下想到向他通報，聽取意見。香港方面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報聯辦，屬於自作主張，“假傳中央指示”。
這些人和事都影響了周恩來做判斷，都是在“逼中央上馬”。“反迫害鬥爭”與內地文革糾纏在一起，周恩來一來要等毛澤東的指示，二來太多事要兼顧，所以他眼看著香港左派陣營存在問題如寧左勿右、先斬後奏、激化矛盾，事態逐步升級，雖然不滿和擔憂，卻又不能果斷制止，直到毛澤東說“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周折最終在內部宣佈結束這次“反迫害鬥爭”。
反省4.“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
父親在1971年11月30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