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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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3 回望歷史 中
8.出版方面。其中也出了一些毒草，如黨內一小撮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陶鑄的文章也出過。其他當地組稿的，調子、質量都低。發行方面，每年出口約一、二百萬冊。這些書到港後，雖然大力在港澳和海外發行，但，由於當時我沒有樹立起大力和千方百計發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沒有主動向國內配訂大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所以每年的發行計劃的制定就沒有抓，都由各單位，向國內提出要求，訂購。只滿足於每年一、二百萬冊的數字，政治質量方面就根本放鬆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比起最近兩年來，大量發行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著作，錯誤是很嚴重的。
9.電影方面。我對”向上向善”這些提法，缺乏階級觀點去認識、批判，看不出這些提法的錯誤，而且只是奴隸主義地去執行貫徹，同時，本身的善惡標準，只是小資產階級進步思想的要求，不是無產階級的標準。像《敗家子》這個作品，當時我修改劇本時曾考慮到必須強調華僑的勞動人民的品質，所以攝製出來，主題就比較健康。在僑鄉放映，普遍的印象都比較好。而且這部影片沒有遭到海外發行的困難。去年10月（1966年），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學習後，大字報上除了揭發批判了”在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這些錯誤的、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提法外，認為香港的電影藝術，完全可以按照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創作方法去做，可以用鮮明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去製作。這期間電影工作上對劇本的審查抓得太緊，幾乎每個劇本都要看過，有的還要送回去定，對生產數量有影響；其次，群眾的讀書會解散了，沒有用新的形式去代替它，對要求進步的群眾，不能滿足。
10.這時期的電影工作、出版工作。影片調子低，有些影片還粗糙，所以各公司的經濟普遍有困難；書店出版的書調子也低，政治理論的幾乎沒有，儘出一些科技的、應用的和文藝的書（發行是另一回事，這裡只提當地出版）。原因是對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體會不全面，對充分利用這個基地一面，強調不夠。對”愛國主義宣傳”、”勸人向上向善”等，也沒有用階級立場去體會，愛什麼”國”，向什麼”善”，在具體工作上，影片上，書的內容上，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不鮮明。加上鬥爭極少，所以這三年多港澳顯得特別平靜。其實後來（1956年以後）的發展說明，敵人在準備對我進攻。
11.1956年（？）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麥君素陪同一批電影公司的編導人員參加國慶觀禮時，對他們宣佈，鳳凰公司是個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編導人員回去說是半社會主義性質），公司的職工是國家幹部。這是不符合香港實際的、過左的提法。當時我聽了只要他們不要再往下傳，沒有就這問題進行政策教育。這對以後（1958年以後）電影線（主要是國語線）的”關門主義”等”左”的思想傾向有關。當時，我雖不同意那種提法，但，沒有進一步說明為什麼”不要往下傳”，必然地客觀上在他們思想上產生了”只不過不要往下傳”而已，對麥的錯誤意見，沒有加以徹底否定掉。
12.新聞統戰工作上的錯誤。對新聞界（主要是我們的各報）的上層團結多，思想教育少，見面只談業務，少談思想，不突出政治，有事有傳達都在會上談，很少個別深談黨的方針政策。對幹部也是如此，整天事務忙忙碌碌。
13.和謠問題。1956年間，提出”和平解放臺灣”問題，展開宣傳後，謠言很多。一些中間落後的報紙，繪聲繪影，說我們已經在香港談判，或在XX地談判什麼條件等等。當時麥君素（王匡）直接找新聞幹部佈置了有關這一宣傳工作。回來後，有的報紙宣傳上出現偏差，如強調當時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有的就進一步談論到如何談判問題。有一天新晚報突然把外國通訊社一條巴黎（？）的消息登了出來，說我們在那裡談判，提出了幾條具體條件等等。當即出了毛病，我受到批評，思想不通，有委屈情緒，覺得這工作是王匡麥君素親自抓，既把幹部找上去談，又時常有小條子下來指示，怎麼是我的錯呢？後來也一直沒有再檢查自己的錯誤。其實我當時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幹部的作風我更熟悉，我有責任事先就這一宣傳工作在幹部思想上，在自己的思想上吃透中央的政策，把”和平解放臺灣”的宣傳和”具體談判”的報導區別開來。宣傳，上級已佈置，可以做，但，”談判”的報導沒指示，就不應報導，而且根據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報導，是十分危險的。平時新晚報的領導幹部的新聞觀點就有缺點，不只一次出事，我應事先交待清楚，我沒有做到，出了事，是該檢討的！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