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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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隔離審查
7 禍延母親（3）
在父親隔離審查期間，母親也寫了《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我使用過的名字》、《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和《關於黨籍的補充材料》。父親既然受到審查，母親也就脫不了干係。特別是看到母親在《我使用過的名字》下半截寫的備忘，我知道母親單位的造反派對於挖出她和父親的工作之間的關係是多麼有興趣：
“共兩份，交梁萍秋同志一份。外調和審查結合的，我不知是哪個單位。因在有些地方涉及香港工作，我已向梁說明，我無權暴露香港工作。但調查的同志要，是否講要看梁。梁和調查者都讓我說。梁並說”我們負責。”還要我補充了材料（共三個部分）。這是第二部分，我在香港的統戰關係。
68.11.24日備忘
1969年6月12日工宣隊正式審查黨籍，要這個材料，又抄一份。以上鋼筆寫的，是補充。
母親在《和香港婦女界的關係》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在我聯繫的這批婦女中，後（不專負這工作時）主要和（其中幾個）聯繫。只是在一定時候找她們一起商量，在商量中把上級決定的政策貫徹下去，具體的事都是她們發動群眾自己幹的，我們從旁協助。””婦女界的統戰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統戰工作一樣，由於我社會主義祖國一天天強大和更加繁榮富強，香港群眾仰望祖國，即使工商界唯利是圖，也不能不依靠祖國。很多婦女把兒女送回來讀書，後來又在國內工作。她們知道不這樣是沒有出路的。這是做婦女工作的有利條件，是偉大祖國、偉大的黨給創造的條件。只有少數如紗廠、輪船公司的資本家，他們依靠帝國主義，才害怕帝國主義，和我們逐漸疏遠。”
〈我和吳荻舟社會關係的補充材料〉披露更多細節：
我們回北京後，因吳荻舟在外辦港澳組，每年五一、國慶，他往往負責港澳接待辦公室。過去又長期在香港工作，和新聞，電影界接觸多，所以新聞，電影界回來觀禮，有時來我家探訪。就我們來說，仍然是統戰工作，但不主動和儘量避免搞這樣的接待。他們來訪問，當時的接待辦公室有時事前，有時事後都知道，有時還要為他們準備車輛和陪同前來。如電影界一次集體來訪，有夏夢、陳思思、朱虹、高運、王小燕、馮琳、李嬙、胡小峯、韓雄飛、廖一原等（名字記不全，也可能搞混了，如廖一原記不清是不是那次來的），他們都是香港”長城”、”鳳凰”影業公司的演員、導演，廖一原是”新聯”公司經理（粵語影片公司），也是我在港電影工作的負責人（黨員），曾到中影公司來會談過。
“長城”影業公司的董事長周康年也到我家去過，後來他離開”長城”到香港南方公司任經理，現已死去。
新聞界如《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經濟導報”周明到我家去過。文匯、經濟導報都是我們的報刊，全是我同志。周是統戰關係，是組織把他安排在那兒的。他的身份、活動組織是瞭解的，那次來我家，就是事先經過勸阻，婉辭後他一定要來，就讓他來了。”
關於母親的黨籍，本來母親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歷是比較簡單的，她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掙錢養家糊口，並沒有參加抗宣隊工作，開頭和後期和隊在一起，受了苦，但是不算資歷[1]。到了新加坡，她下定決心參加工作，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人生，在1949年入了黨。她一直堅信這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父親的力量走上了自己的正道[2]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從1967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不停地折騰她的黨籍問題，到底問題出在哪呢？我看完她留下的全部資料，梳理出一個大概。
在新加坡，父親1948年緊急撤退。父親走前有一位黨員李珣開始和母親聯繫，可是父親走後有一個多月，李珣沒有來我們家，原來李珣也已經離開新加坡。後來李珣的後任林敏來找母親，等於又有黨組織來關心她了，她很努力地又工作了一年多。1949年由林敏介紹母親加入了中共。但是由於當時環境特殊，入黨手續也特殊，母親記錯了一些細節。她在〈入黨時的一些思想活動〉這份交代材料裡說：
這次革命群眾審查我，去找李珣時，李珣說她一點也記不得我了。我想大約她當時工作多，我只是她剛剛接觸的不成熟的培養對象，所以和我相反，她對我沒印象了。這也就證明我說她吸收我，林敏為我轉正是真正的大錯誤。
